戴维周（南京大学）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历程，是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复合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长，大批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人口城市化是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日本战后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现代城市化发展。日本人口城市化的动因和实践都是值得总结的。当前，我国理论界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城市化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确定城市化方针，我们不能机械地同经济发达国家进行类比，但他们在经济建设中推进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1、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史上，日本首创了发展近代大工业与中小工业并进的成功先例，是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乡镇企业的兴起并不断向城市集中，是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举措。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发展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原因。不论日本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人口城市化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采取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进入城市主导的工业化时期。明治19年政府成立了指导中小企业技术改革的领导机构，农商务省的工务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了技术改革指导所或讲习所，还有工业试验所和工业讲习所。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仅使中小工业不断得到技术改革和武装，而且使中小工业愈来愈成为发展近代大工业和扩大对外贸易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无论从当时和现在来看，大工业和中小工业并进的方针，对加速日本现代化工业强国的建设，繁荣经济，增加国家收入，都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政策。这一时期奠定了日本的工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赶超欧美使日本迎来新的工业发展时代，工业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因而使农村人口比重下降，贫困现象也随之减少。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日本人口城市化得到长足发展。
日本走的基本是一条通过城市非农产业吸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道路。从而形成了城市人口以非农业为主，农村人口以农业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日本适宜居住和生活的平原地只占全国面积的13%，是自古以来日本人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平原地区约集中了全国人口和工业产值的80%，以及稠密的交通网与全部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资本集中的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巩固，日本工业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重化学工业化，不仅带来了工业结构的根本变化，也推动了现代化城市的成长，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等人口、工业、国民收入更加集中的城市工业区。1960年，日本已有农村劳动力46%的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活动，有70%的人口集中在城市。70年代日本政府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的政策大大加速了农村非农化的趋势。1971年日本政府实施《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以发展农村工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我国解放初期工业极其落后，模仿前苏联的工业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85%的农村人口搞30%的农业，15%的城市人口搞60%的工业，城市工业的相当一部分是为农业服务，技术水平低规模小，就业机会增加缓慢，1951年我国市镇人口比例为11.8%。5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新的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增长迅速，粮食问题突出。在农业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不高的情况下，为保证城市人口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1958年出台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粮食配额，以牺牲城市化为代价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搞粮食生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止状态，1987年市镇人口比例只有17.9%。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95年市镇人口比例上升到28.85%，乡镇工业的出现使小城镇获得了空前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空间。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七、八十年代以达到40%，2000年将上升到50%。从总的方面看来，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远远落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
我国执行的控制城市发展的政策长达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的方针有所改变，提出“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实际上城市仍然没有向农村开放，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仍然极其困难。而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对农业生产力发展形成压力，也迫使政府开始思考并寻找新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以发展乡镇企业和以农村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城市化，迎来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
2、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不同。日本农村人口增长缓慢，农业科技水平提高比较快，农村溢出的劳动力很容易被城市工业所吸收；新中国农村人口出现过三次增长高峰，农村人口数量多，每年有大批青年进入劳动力年龄，但缺乏转移出来的途径。
日本人口增长在经过了战后生育高峰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下来，1957年的生育率与1947年相比，10年里下降了一倍。1975年日本生育率实现根本性转变，并在低水平下持续下降，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生育率低使日本的总人口增长缓慢，1955—1975年每年平均净增人口约110万。而我国生育率下降的时间要比日本晚22年，1955—1975年我国人口大约每年净增2000多万，每年增加的人口90%是在农村。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人口增加迅速，工业生产不发达以及控制人口迁移政策等因素造成的。日本则不然，人口增加缓慢而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工业的需求。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工业所需的劳动力都要农村来补充，于是不断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1955年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率为34.9比41.0，随着城市化的发展，1960年这一比率发生很大变化，为40.5比32.6。日本战后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城市化加速了第三产业化，第三产业化再一次促进城市化，在这种相互间的复合作用中两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战后日本对农业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尤其通过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取得了产量增加而劳动力减少的效果。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完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日本非农化的典型形式是农村兼业化。日本的农村兼业化是作为劳动力配置的一种机制，是使机械化造成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我国改革开放后重新启动城市化时，我国人口已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82年我国已达12亿人口，且每年仍以150多万人的数量增加，增加的人口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原来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和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的城乡人口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村人口过多而农村土地并没有相应增加，反而在减少的农村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日本的农村兼业化还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种机制，兼业化增强了日本农业的积累能力，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7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高度兼业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阻碍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经营规模狭小使日本难以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较大调整，这样一来，使得农产品成本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下降。
在日本，农业兼业化提高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生产投资。1950—1985年，农户用于农业经营的费用支出增长了38.9倍。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但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还具有从属于农业的性质，搞工业的主要目的首先还是摆脱贫困，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从非农化中得到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生活消费，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很小，农民向农业以外的产业转移的途径非常狭小，自我发展的能力弱，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还在于我国人口迁移政策的制约和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
日本的工业化不仅通过农业积累资本，还利用外国资本，利用大量进口原材料，在沿海地区组织生产。我国沿海省市地区的农村借改革开放之契机，也创建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资金。90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与70年代的日本有较相似的特点。
3、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方式不同。日本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集镇一直全面对农村开放，农村的许多青年从农村走向集镇或大城市；而我国的任何一级城市包括农村集镇的农村则基本上是关闭的。
日本人口既有向城市的集中转移，也有向农村的集镇和农村的转移。对农业生产日本通过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取得了产量增加而劳动力减少的效果。日本城市化可以说是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同步发展的，产业结构演变是城市化的前提，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扩大城市的容量，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经验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人口流动实现的，同时又反过来积极地推动人口流动。从日本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50年代第一产业为48.3，第二产业为21.9第三产业为29.8，60年代分别为32.6、29.2、38.2。在1958—1962年转出的农村劳动力中，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的约占60%，而在农村农外就业的约占40%。到1973—1975年，到城市就业的比率下降为29%，而在农村农外就业的比率上升为71%。从日本总的人口产业结构来看，1970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降到19.4%，第二产业达到33.9%，第三产业达到46.7%，基本上是遵循劳动力由农业到工业，最好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发展的，其转移的速度和空间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最初是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实现就地转移。80年代末，在乡镇企业日益壮大的条件下，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农村城市化，开始吸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
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有四种历史性变革同时发展，即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这四种变革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城市化不仅处于重要地位，而且是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空间表现。战后与日本经济增长相伴的一个显著人口现象是人口城市化和高学历化。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它使劳动力市场比较稳定，文化教育设施集中，并形成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推动大工业增长，商品生产迅速扩大，地区专业化日益显著，有利于市场的形成和对外贸易的发展。6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11年之久的日本人口大迁移，使日本在太平洋一侧形成了以东京、大阪、明古屋为中心的三大城市带。
我国东部沿海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也是我国人口密集地区。在改革开放后掀起了一场工业化、现代化大潮，但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大多不离开农村，即“离土不离乡”。其结果是使现实区域城市化水平偏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地位不相协调，一方面是大中城市发展不足，城镇人口规模较小，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把城市大门关的紧紧的，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或者说不能按政策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不能和城市人享有公平的待遇和机会。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封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亿万人民求生的冲动，也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4、人力资源的质和量的差异。日本有优良的教育传统使其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高；教育落后是我国劳动力素质低，本来就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显得更加过剩。
50年代初期，日本的综合国力还远不如欧美国家，我国解放初期综合国力页非常薄弱，但和日本的差距并不大。当时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日本因兼有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人口多，劳动工资低廉，文化技术水平高，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的有利因素。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工资低廉，使日本优于欧美，文化技术水平高，又使日本优于发展中国家。日本从一百多年前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很早就形成了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1872年日本的3400万人口中就有2100万劳动力，且这些劳动力都接受过基本教育，他们很容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普及，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治初期日本就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当时日本的农民大多数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十分重要的。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劳动的节约，有条件使大批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在日本经济始动阶段，农村劳动力被城市的工厂所雇佣，以及战后经济起飞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城市吸收，都是因为有了一批接受过必要教育的劳动者。日本正是由于发挥了其人力资源优势，迅速发展起来的。
日本人口学家大渊宽认为，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向不会单纯追求现有经济实力程度的差异了，因唯一决定的因素是能否产生现代化所需的技术革新力量，或者说虽不具备这方面的潜力，却具备了采纳技术革新的环境和条件。即使本身没有发明和发现新技术的能力，但当新技术被引进时，如果这个国家具有消化这种新技术的知识水平和丰富的优质劳动力的话，那么也可以因采用新技术而得到好处。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决定因素，教育对先带各国经济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国人口多，增长速度快，人口增长快不可避免地要与经济发展抢资金，从而影响发展，对教育投资不足还会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力。这是需要我们下决心花大力气认真解决的问题。日本人口城市化是以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要素供应相对不足为前提的。1955—1964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个时期，高速增长的最大源泉来自工人的低工资，而从事低工资劳动的工人是通过压缩农村人口而持续得到供给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日本劳动力不可能满足劳动密集型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也就使日本不断使产业高级化，使日本以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而产业的高级化和资本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加离不开城市这一现代化空间。我国则是人口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人口多有对城市形成压力。
5、在农村实施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日本战后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解放后我国同样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没能按照农村的实际发展下去。
战后日本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全国性的饥荒，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任务十分迫切。日本从1946年开始推行以“农地改革”为核心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0年完成。土地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到1952年，日本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650万吨，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到1955年，日本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也推动了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纤维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加速了战后轻工业的发展步伐。日本农业的发展对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在恢复与发展的同时，非但没有增加劳动力，而有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适应了战后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总数的50%或60%，即使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仍占40%左右。而1955年农业人口为3700万，此后逐年下降，1980年为2140万，占总人口的18.35%，农业劳动力在日本就业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也由1963年的23%下降到1966年的19.4%。
解放后我国农民有两次大解放：第一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很快，农民的生活也改善了。但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非但没有搞上去反而越搞越糟，生产率很低，需要几亿农民生产粮食，农村以实物分配为主，农民几乎没有货币收入，更不用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了。1958年实施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民向城市迁移。第二次大解放是由包产到户开始的，1984年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分户经营，这样有许多好处，一是自立，二是自由，三是农民得到实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这次大解放使农民群众不断分化组合，他们是农民身份但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种地，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去从事工业生产，经商或其他工作。改革开放发展起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非农化或进入城镇就业。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要求，城市化的发展担负着多项经济职能，承载农村转移人口，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形成区域经济中心等。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合理的空间依托。解放后的前十年，我们致力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后来就不正常了，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经济活动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即工业化的过程，与工业化相伴的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总结这方面的国际经验，研究和我国同处东方文化圈的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益于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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